北京时间6月15日消息，虽然谷歌和Facebook曾多次否认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它们是否在监听问题上撒了谎？

“只有当这两家公司受到传唤并宣誓作证时，我才会关心它们说些什么。”科技研究公司Constellation Research首席执行官雷·王（Ray Wang）在周四发布的一条Twitter消息中说道。“就目前而言，一切都是谎言。”

“但是，如果它们必须按照法律义务来否认收到过查询请求，那又如何？拒绝作危害自己的证词吗？”另一名Twitter用户这样回复道。

以上的对话凸显了谷歌和Facebook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两家公司已经陷入了一桩渐渐浮出水面的丑闻，这桩丑闻的起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操作下的一项名为“PRISM”的数据收集秘密计划被揭露了出来。鉴于谷歌和Facebook各自在网络搜索和社交媒体领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这两家硅谷巨头已经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在谷歌和Facebook的“带头”作用下，雅虎和微软等其他互联网公司也纷纷否认它们曾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直接合作以系统性地、秘密地发掘用户信息。但是，这两家公司所发起的公共关系“闪电战”未能消除人们的疑虑，这是因为它们都面临法律约束：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这些公司可能被禁止公布美国政府曾强迫其披露什么信息。换而言之，谷歌和Facebook可以在新闻稿和公开信中否认它们想要否认的任何东西，但如果它们在联邦政府强迫其做过什么事情的问题上“多嘴多舌”，那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谷歌和Facebook拒绝就此发表言论，称其除了最初发布的有关这场争论的声明以外无可置评。在这场争论于上周爆发时，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对监听一事作出了否认，但却于事无补。

“在昨天以前，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PRISM。”扎克伯格在其状态更新中写道。而在此以前，佩奇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发表了相似的言论。但电子自由基金会（Electronic Freedom Foundation）分析师伊娃·戈尔佩林（Eva Galperin）对此指出：“这意味着，它们对PRISM有其他的称呼。”

“（对谷歌和Facebook来说）主要的‘绊脚石’是，联邦政府可能对它们下了‘言论禁止令’，不让它们说出任何事情。”戈尔佩林在接受美国著名财经网站MarketWatch采访时说道。“如果你仔细研究它们否认此事的言论，就会发现这些言论都经过小心的措辞。”

但是，佩奇和扎克伯格到底撒谎了没有呢？戈尔佩林承认，现在还说不准。“那些言论具有误导性。”她在谈及谷歌和Facebook及其各自首席执行官的否认言论时说道。“有可能是不够诚实的话，但未必是撒谎。”

华盛顿律师事务所Paul Hastings的合伙人本纳姆·达耶尼姆（Behnam Dayanim）称其也认同这个观点。“如果这两家公司作出了虚假陈述，那么我会感到非常惊讶。”达耶尼姆向MarketWatch说道。“我怀疑它们的声明是真的，但很可能不够完整，其部分原因是其不能披露相关细节，因而没有办法完整地陈述事实。”

事实上，谷歌和Facebook曾在对监听丑闻作出回应的其他声明中“摊牌”。在佩奇发表博客文章否认曾与联邦政府合作的四天以后，谷歌向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发出了一封信函，要求获许披露有关政府数据查询请求的更多信息。谷歌在信函中提及《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这项法案向政府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允许其获取私人信息，其中包括科技公司所收集的信息。

在这封信函中，虽然谷歌首席法务官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再次否认谷歌曾向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自身网络的“无限制入口”，但他同时指出：“对于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发出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查询请求次数，政府规定谷歌有义务不披露这些信息，此外这些查询请求所覆盖的账号数量也同样不得披露，这种规定引发了市场（有关谷歌提供‘无限制入口’的）猜测。”他还补充道：“谷歌没有隐瞒什么事情。”

但戈尔佩林则认为，这封信函强烈暗示谷歌可能正在隐瞒什么事情，原因是谷歌实际上已经承认该公司一直都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的规定向政府移交信息。她指出，谷歌向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这项请求是“最好的证据”，表明谷歌一直都在向振幅提供大量信息。“我们所看到的是，谷歌先是否认，然后就推翻自己的说法。”她说道。

如果联邦政府确实下达了“言论禁止令”的话，谷歌这种推翻自己说法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违反了这一禁令。达耶尼姆据此猜测，在公开要求提高透明度以前，谷歌和其他公司甚至可能曾通知过联邦政府或是请求其批准这种行为。“如果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公司曾通知政府称其想要发表那样的声明并为此寻求批准，那么我不会感到惊讶。”他说道。

戈尔佩林把这种情况比作“一场类似于‘妈妈，我可以这么做吗’的游戏”。达耶尼姆则指出，这些公司要求提高透明度之举可能是摆脱司法和公共关系困局的最好方式。他补充道，毕竟PRISM“计划已经被揭露了出来。我怀疑，这些公司觉得自己已经是别无选择”。

达耶尼姆继续说道：“我们不知道完整的故事是怎样的，只知道已经外泄的东西，听到了一些片面的否认言论。”他还补充道：“很明显，（就透明度规定）展开进一步磋商是它们感兴趣的事情，否则它们就不会提出要求了。”